从亚洲糖王,到产业帝国:百亿美元金龙鱼背后大佬的发家史

来源:章舟 时间:2019-03-29 商业模式
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集团控制了10%左右。在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上,郭氏企业则足足占到了80%以上的份额。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金龙鱼一直是一家国产的品牌,但实际上,金龙鱼的品牌属于益海嘉里公司,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外资企业。而且这家企业准备上市A股了!

  2月28日,上海证监局披露,益海嘉里拟申请首次A股上市。这也意味着金龙鱼正式踏上A股上市路。而据去年12月的消息,目前的益海嘉里估值超过100亿美元。

  今天的益海嘉里,已经成为一家农产品产业的巨无霸:在中国的总投资已超过300亿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成和在建生产基地共计70个,生产型实体企业110多家。生产、销售和物流网络遍及全国。

  而益海嘉里的母公司丰益国际,2017年营收为438.5亿美元,净利润为12.2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营收为223.9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为51%,并且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图】益海嘉里遍布全国的工厂(图片来源:益海嘉里官网)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强强联合”的益海嘉里集团组建,其实是一场家族内部交易:丰益国际集团的早期掌门人是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Robert Kuok),后来掌控权移交给他的侄子郭孔丰,另一家公司嘉里粮油由其子郭孔丞掌管。

  郭鹤年家族的产业覆盖远不止农产品那么简单,而是覆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方方面面:例如,举世闻名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就是郭鹤年旗下的产业,而为钻石卡会员赠送的葡萄酒,也是郭氏家族控制下企业生产的,可谓是一条龙服务。

  业务的广泛,带来的是惊人的财富:据3月6日发布的最新福布斯富豪榜,身价128亿美元的郭鹤年,排名全球富豪榜第104位。

  虽然自己的后代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但出生于1923年,与李光耀同龄的郭鹤年,却并未像他的同行李嘉诚那样解甲归田,而是继续金戈铁马,冲杀在商场第一线,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值得钦佩。那么他是如何建立起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的呢?

  作为“产业风云”的第一部,今天扑克投资家就带大家认识这位商界传奇。一篇文章固然难以穷尽其传奇经历,但希望能勾勒出一幅简略但清晰的图画。

  1

  郭鹤年的成长史

  正如许多华侨一样,郭鹤年的原籍其实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盖山镇。1909年,郭鹤年的父亲,时年15岁的郭钦鉴离乡背井,远下南洋,落脚于新加坡,后来又去了马来西亚的新山,创办东升公司,并经营米糖与大豆生意,属于小富即安水平。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来西亚香料供不应求,价格飙升,两人从中赚取第一桶金,并跻身于名流之列。1920年,郭钦鉴与来自同乡的郑格如结婚,两人育有3名孩子,其中1923年10月6日出生的幼子,即是本文的主人公——郭鹤年。而他的大哥郭鹤举后来成为外交官、郭鹤龄则英年早逝。

【图】郭氏三兄弟及其母亲(图片来源:《郭鹤年自传》)

  虽然郭氏兄弟的母亲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她为人处世的风格却令三兄弟受益良多,正如郭鹤年后来坦诚,母亲是影响自己一生最大的人。

  到了1947年,郭鹤年24岁,只身赴往新加坡,并以10万令吉为资本,创办首间公司——Leo公司,翌年,郭父逝世后,郭鹤年返回新山。在1949年,联合家族成员,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子承父业,继承东升公司的传统业务,经营大米、面粉、豆类、食糖等食品。由于郭鹤年才识出众,加上拥有创业经验,被推举为公司董事主席。

  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而郭鹤年的公司与新中国同龄,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创业艰难百战多”,经商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马来西亚还处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白种人享有诸多特权,而华人等则遭受各种歧视。而这一点,给了郭鹤年很大的震动,也使得他的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当郭氏企业创立时,按照当局的要求,需要在银行中存入至少10万元,方可提供贷款,而白人则可免此规定。郭鹤年为此很不开心,认为自己遭到了不公平对待,而自己创业的主要推动力,就是自己遭到的这种羞辱,他渴望成功,向那些银行家“还以颜色”。

  对青年郭鹤年影响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哥郭鹤龄的牺牲。

  郭鹤龄从小同情穷人阶级, 1945年左右加入马共,曾担任宣传主任,1948年,和当时的马共领导人陈平一起走入森林,开展武装斗争,1953年8月在中遭英军伏击牺牲,年仅30岁。郭家也因此受到当局监视。

  二哥的死,给了郭鹤年很大的震撼。郭鹤年曾透露,要不是受兄长和母亲的影响,他可能只是一个注重物质的资产阶级。他说:“当我受物质引诱时,我就会想起兄长郭鹤龄的遭遇,他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

  【图】郭鹤年二哥郭鹤龄手抱着侄女的照片(图片来源:《郭鹤年自传》)

  郭鹤年在自传中,给自己的二哥做出了一生总结:

  鹤龄为公义献出了生命。他眼见英国殖民主义的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人们对它的盲从附和。他因为不公平的对待才被开除出校。他更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愚昧行径。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1945年英国和印度军队以占领军的身份回归执政。

  同时,郭鹤龄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弟,这种影响甚至不亚于他们的母亲。正如郭鹤年后来回忆起1948年鹤龄和他的一次谈心中,对他的劝告: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意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你的生意做得越大,政治就会越纠缠你。

  这句话,成为郭鹤年一生经商的信条,并对郭氏企业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相信也可以指导今天中国的企业家。

  马共最终的“寿终正寝”,也与郭鹤年的斡旋密不可分:到了1987年,郭鹤年被邀请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各方代表会谈,以此协助解决马共问题。两年后,郭鹤年为了达成协议,也在文字上特别被安排在广州与中方人员会晤,彼此对达成协议的字眼做最后的推敲。

  《郭鹤年回忆录》中,对这段是这么记述的:

  在约定的当天,他(指郭鹤年)中午出发后两小时抵达广州。当时,一辆车子前来接他,整个过程就如占士邦电影般扑朔迷离。车子在路上兜了几圈,司机有意摆脱任何可能尾随在后的人。之后在一间光线昏暗的,看来机密却普通的房子内与一位“领导”见面。他们让郭鹤年看草稿,并征求他的意见。这份草稿来源于“一位非常资深的国家领导人”。

  郭鹤年回忆,他把草拟的文件看过之后,觉得其中有两处不妥当,并建议修改,几个月后,马来西亚政府和陈平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从森林中走了出来,象征性地放下了武器。

  不管怎么说,各方终于达成最终和平协议,马共成员也走出森林,快乐“回家”。至此,创始于1930年,经历了59年风风雨雨的马共正式成为历史,而陈平此后流亡泰国,并于2013年去世,享年89岁。

  哥哥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在弟弟的帮助下终结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

  2

  “亚洲糖王”是怎样炼成的?

  全家遭到监视,使得郭鹤年不得不暂别马来西亚,前往英国。在侨居他乡的几年里,他仔细考察了伦敦商品交易所的运作方式,并对英国的食糖贸易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的伦敦交易所以西方交易员为主,华人要融入其圈子很不容易。郭鹤年却不在乎,而是仔细观察揣摩交易员的每个动作——甚至包括接打电话时的语气。同时,他趁此研究企业经营之道与国际贸易知识,为将来的经营打好基础。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英国传统经济势力消退后,郭鹤年认为,马来西亚的消费品市场,将会出现真空,而且当时马来西亚并没炼糖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

    小试牛刀,不经意间富甲一方

  郭鹤年看准时机,经过家族成员同意后,决定孤注一掷,将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炼糖业。

  1959年,郭鹤年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槟城创办马来西亚炼糖厂,他从泰国购入粗糖,在自家糖厂加工后,运销至各地,并在马来西亚迅速建立销售网,形成“一体化经营”体制。

  此外,郭鹤年也从古巴进口蔗糖,并转卖到东南亚国家。并通过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将糖销往中国。经过数年后,郭鹤年已控制马来西亚蔗糖业,并获得丰厚利润,自此人们尊称他为“马来西亚糖王”。

  然而“商场如战场”,正当郭鹤年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生意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1962年开始,古巴导弹危机导致其销路受阻,进而使得全球糖价上涨。

  这本身是好事,但此时此刻,马来西亚的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白糖,这些糖价格便宜,对郭鹤年的生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郭鹤年经过仔细的思考,决定从印度大量进口更便宜的白糖,最后印度糖成功击败中国生产商,保住了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郭鹤年也成为马来西亚糖业的霸主。

  功成名就的郭鹤年,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注意到马来西亚糖业一个致命的软肋——虽然榨糖厂有了,但是没有糖作物种植业,这令他如鲠在喉。并且,自己在这场价格战中虽然赢了,但却是险胜,亟待提高抗风险能力。

    产业金融两开花,终成“亚洲糖王”

  虽然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非常适宜甘蔗生长,但传统上,该国农民并无种植甘蔗的习惯,通常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之类。因而郭鹤年的糖厂所有的原料,都依赖海外进口,因而在价格上受国外控制。不但如此,在那个全球局势不稳定,马六甲海峡随时可能被封锁的年代,这是一个致命的风险因素。

  1968年,郭鹤年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了14400英亩(5760公顷)丛林土地,开垦成甘蔗种植园,大大增加了原料来源。同时,他又在种植园附近与马来西亚土地发展局(一个政府机构)共同建立糖厂,榨取种植园里所产的甘蔗,这样就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

  1973年种植园有了收获,糖厂产量也迅速增长,使马来西亚走向了食糖自给的第一步。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就大增至1.79万公顷。

  在盯着糖业生产的同时,郭鹤年还关注着销售市场的情况,将他在伦敦学到的交易知识应用于实际。

  1970年,他敏锐地觉察到世界糖价有上升的趋势,便力排众议,大胆决策果断地打进国际糖市,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把经营战线延伸向欧美,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尼,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他赶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积极投资糖的期货交易。

【图】上世纪70年代糖价达到巅峰(图片来源:长江证券)

  事实证明了他超前的战略眼光:到了1973年,受到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糖的运输出现困难,全球糖价暴涨四五倍;到了1979年,979 年的石油危机碰上了多国糖料收成欠佳,加上巴西开始实施酒精能源计划,大量糖产能被分流至酒精的生产,供给不足带来的短期再次推高糖价。

  整个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及其所主持领导的郭氏家族集团企业的糖业贸易,从马来西亚扩展至英国、美国、香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低买高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集团控制了10%左右。在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上,郭氏企业则足足占到了80%以上的份额。

  所有这一切,为他日后扩大经营提供了资金保证。企业业绩更是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态势迈向多元化、国际化。1976年,郭鹤年收购了竞争对手马来西亚糖厂的93.3%股份。

  至此,年仅50出头的郭鹤年,已由“马来西亚糖王”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糖王”,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甜蜜的事业,开启了郭鹤年商业帝国的第一春,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此时此刻的郭鹤年,远非当年的吴下阿蒙,昔日看不起他的伦敦糖业经纪商,此时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然而郭鹤年完全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更广阔的市场。

  正如一句名言:你的眼光多远,你的路就能走多远。格局,决定了做生意的结局。

  3

  和大陆的贸易往来

  马来西亚的市场再大,终究只是偏安一隅,郭鹤年想要的,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市场——尽管当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还很贫困,但恰恰这意味着机会。

  正如前文所言,在1962年的食糖市场份额争夺中,郭鹤年从印度进口廉价食糖,赢下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也让当时对外交往经验匮乏的中国,见识到了市场的威力。至此,中国方面因赏识郭的才华,将诸多中国产品的马来西亚代理权授予郭氏,也开启了双方半个多世纪的经贸关系。

  不过此时的双方,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仅限于有限的小范围接触,而且也常常是不公开进行的,并未展开大规模的合作。

  时机总是会来的。到了1970年代初,已经成为“亚洲糖王”的郭鹤年,突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将生意重心转往香港。

  背后原因众说纷纭,直至其自传面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新马两国税率过高,以致他转移阵地。

  他在书中透露:

  当年新马政府似乎竞赛,向国家财富创造者,征收最高税务,并以“惩罚性税率”,向商家盈利征税。简单而言,若企业赚取1令吉,却只能留住50分。当年,其主要业务为大宗商品交易,因而采购量庞大,3000批量相等于15万吨白糖,只要价格稍微波动,即使每磅白糖涨降1美分,即可带来巨额盈利或亏损。

  和新马两国的高税率相反,若在香港经商,则只需缴付17%企业税。郭鹤年强调,既然他参与全球糖业贸易,就必须寻找低税率的基地,因此转移到低税率的香港,只是理性之举。

  除了税率方面的考虑,马来西亚国内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局出于多种的考虑,给予马来人一些优惠,但总体而言还处在合理范围内。但到了70年代,该国第二任总理敦拉萨上台后,启动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二十年内缩小马来土著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幸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政策往往会变形。

  郭在自传中,回忆了当时政策的荒唐:

  国家部门下令非马来人开设公司,必须把百分之三十股份出售给马来人,并且是要求低于当时的市值,但马来人在获得配股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把股份套利,在华人买回来后,过几年再查访股份结构,发现马来人持股又低于百分之三十,又会要求再配股给马来人。

  郭鹤年质问,这无疑是强盗行为:“难道有政府认可,就不算是抢掠吗?”他认为,马来人急于缩小与华裔之间的经济鸿沟,却走了有害的捷径,副作用则是种族主义越演越烈。

  遗憾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训并未被记取,历史总会一幕幕重演。

  实际上,自1960年开始,郭鹤年就开始考虑,将部分业务转移至香港。1974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必须成立香港郭氏兄弟公司。随后,他每月在香港停留7至10天,然后逐渐增加至15天及21天,直至1979年完全移居香港。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移居香港,成为郭鹤年与中国内地进一步接触的开端,也是事业的新起点。

  为国买糖

  1973年,中国大陆尚处于动乱时期,物质严重匮乏。很多大宗农产品都要依赖进口,食糖就是一例。

  1973年4月,中国决定进口47万吨原糖,通知中粮公司和香港华润马上落实,由华润对外谈判,国内中粮公司成交。当时国际市场上糖的年交易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主要出口国是巴西。

  为了避免刺激国际糖价上涨,华润公司决定通过郭鹤年,在伦敦交易所完成这次交易。当时的郭鹤年,已经在香港浅水湾拥有住宅。

  在之前马来西亚的食糖价格战中,中国已经领教了郭鹤年的厉害,因此希望他能够帮忙,用比较低的价格从国际市场买47万吨糖。昔日的对手,如今变成了合作伙伴。

  47万吨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虽然郭鹤年当时已是世界顶尖的食糖贸易商,但即使他愿意低价,手上也没有这么多货可以出售。而且,他估计,如消息公开,会让糖价上涨20%到25%。因此,这是个高难度,并必须绝密的事情。

  应该说,郭鹤年对这一消息并不陌生——华润每年都组织爱国华侨回国观光,并选代表回国参加北京的国庆酒会,郭鹤年几次见到周总理,因此对国内的形势很了解。

  虽然知道非常困难,但听到是国家需要,而且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他,这么信任他,郭鹤年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精通国际市场,尤其期货市场的他,还和华润商议,买现货的同时,也帮国家买一些期货,在行情大涨以后卖出套利。

  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郭鹤年承诺,他将把自己的生意冻结起来,专门用一两个月时间从事这项任务。

  郭鹤年分析后认为,只有去巴西才能买到这么多糖。但自己肯定不能亲自去——否则一定引起同行猜测,甚至提前把行情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恰逢两三周后,日内瓦有个大规模的国际糖业大会。“我想,如果我和他们一起开着会,他们就不会想到是我在买糖吧。”想到这一层,平时很少出席这类活动的郭鹤年立即决定:派人到巴西秘密去买糖,自己则特意报名参加这个会议。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郭鹤年,一边和国际同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一边抓紧部署和跟进着巴西的行动,每一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间谍战是异常凶险的。最紧张的一次,一位英国朋友神秘兮兮地找到他,然后神秘兮兮地同他讲:“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两三个从来没见过的,很年轻的亚洲人,天天在糖区进出,好像有大事情要发生。”

  郭鹤年一阵心惊,装着很诧异也很重视的样子,说:“是吗,有这样的事?是什么情况?你怎么知道的?”给对方留下一句“你还有什么行情,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之后,他赶紧离开,出来一脑门子冷汗。“可见他们的情报好厉害。”

  第二天,派到巴西的年轻人给郭鹤年传来了好消息。“大会上,有人正演讲,广播传出一个声音,叫Robert Kuok,我的英文名,说有国际电话找。”

  他们先在伦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向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泰国、阿根廷等国家购买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消息传开后,纽约、伦敦砂糖交易市场大幅涨价,达到每吨105英镑,华润遂将期货抛出。

  这一惊心动魄的商业大战打下来,郭鹤年不但成功用低价为中国解决了30万吨食糖的缺口,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到了差不多500万美金,并按照国家的吩咐把这笔巨款存入到指定的户头。

  1973年的中国,500万美元可是个吓死人的天文数字。因为当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是一个急死人的数字:负8100万美元。

  然而,作为国际大糖商的郭鹤年,用一两个月,辛辛苦苦,绞尽脑汁为国家干成这么大一件事,自己却没有从这么大的一个行情中赚到一分钱。

  “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挣钱。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就是对中国的不忠。这样说,可能太隆重。但我的原则是,即使一个普通的生意,你答应了人家,也不应该跑两匹马。”

  寥寥数语,表现了一名华侨企业家的爱国之心。

  4

  新时代的郭鹤年:与祖国共成长

  这次联手,郭鹤年被定位为“爱国华侨”。改革开放后,他成为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投资者之一,频频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

  郭鹤年的事业远远不止白糖,而是涵盖了酒店、房地产、船务、矿产、保险、银行、传媒到粮油的庞大商业王国,他旗下的嘉里地产,以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也开遍全国一二三线城市。

  【图】郭鹤年产业一览表(香港南华早报已于2016年由马云100%控股)

  其中,他在中国大陆最为经典的一次投资,莫过于北京的国贸商圈。

  1984年,邓小平要发展中国经济,但是中国连个像样的贸易中心都没有,于是国家想在建国门外大街建设国贸。

  一开始国内反对声音很大,因为当时这个地段太萧条了,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国外的财团,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日本的,对方开出的条件还异常苛刻。

  郭鹤年在获悉此消息后,愤然而起,“今天的中国还必须靠外国人吗?”他立即做出决定:“我们要争志气,不要给外面人看不起我们华人,这个事情,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于是当即决定,投资国贸一期的建设,后来继续投入资金,完成了国贸二期、三期的建设。

  80年代末,受当时局势的影响,很多外商撤资而去,郭鹤年依然逆势加码对中国的投资,成为引领海外华商乃至外商看好中国的标杆旗帜。1990年,邓小平还专门花40分钟接见他,并评价他:你和我一样,都是引路人的角色。

  如今,国贸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务中心之一,110万平米的商铺只租不售,给郭鹤年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财富。

  郭鹤年如今已成为北京最大的包租公,在北京的国贸商圈拥有110万平米商铺,只租不售。仅其中的国贸商城,2016年营业额就高达56.5亿元,相当于每天进账1500多万元,用“日进斗金”形容他的租金收入是一点也不为过,简直就是超级印钞机。

  不光北京,在上海,郭鹤年已经开了三家五星级酒店,每一家在旺季时都是一房难求。

  下面,让我们用一张表格来总结这位“亚洲糖王”“香格里拉之父”的传奇人生:

  2012年年底,郭鹤年在获得当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获奖后,他寄语年轻人:

  第一,要专注,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抓住机会,不要东想西想,找到好的项目,要抓紧,推动力要大;

  第二,必须有耐心。路程中肯定有不少困难,不会很容易的被克服掉,我记得邓小平先生提到做不倒翁,打倒了站起来,做生意一定要这样;

  第三,成功以后,赚了钱以后要特别小心。几十年前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参考文章

  1. 益海嘉里在中国要准备上市了!农产品期货网,2019

  2. 《郭鹤年自传》:商务印书馆(香港),2017

  3. 商界巨擘郭鹤年,看他的商业传奇:中国经济新闻网,2018

  4. 经商赢利之外的郭鹤年:黄涓,2018

  5. 郭鹤年蝉联马国首富:苏俊翔,2019

  6. 《十大华人企业家财富传奇》:李鹏、陈楠,时事出版社,2011

  7. 郭鹤年:“糖王”的成吉思汗梦想:卞君君,2010

  8. 全球糖业深度报告——看涨糖价涨至6000:长江证券,2016

  9. 《红色华润》:吴学先等,中华书局,2010

  10. 不霸之王郭鹤年:做生意要有胆量,但胆量要对生意不对人:毕亚军,2015

  11. 为什么说《郭鹤年自传》是是世界级富豪少有的自传?凌志渊,2017

  12. 很多同胞穷得饿饭的1973年,他一场商战为国家赚了500万美元:毕亚军,2016

  13. 你所不知道的神秘家族-金龙鱼的背后郭鹤年:山下俗子,2018

  14. 赞赏郭老的“两个祖国”情怀:郭益耀,《郭鹤年自传》评论集,2018

  15. 《郭鹤年自传》一代商界枭雄的回忆录:Amy生活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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