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威廉姆森、克里斯藤森兼论公司边界

　　威廉姆森仙逝，前一阵是克里斯腾森。世界太乱，扎堆离去，也许是大师们商量好的结果。

　　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管理学的应用主要是纵向一体化战略和企业边界问题。今天读到一篇文章拿Apple和Google在移动终端产业的模式对比来说明该理论的应用，正好我七年前利用破坏性创新理论探讨过同样的问题，于是，逮到能够在一篇文章里谈及两个大人物的机会，遂成文。

　　谈及生态理论，这是职业病，多担待。

　　1、回顾一项预测兼评破坏性创新理论

　　我在2013年撰文讨论移动产业格局，回顾了过去几十年网络、终端、应用三个核心环节的博弈与地位更迭。一万多字的发在虎嗅《破坏性创新理论洞察移动产业未来》，5000字的发清华管理评论《苹果模式是移动产业的未来吗?》

　　其基本观点是：

　　1) 苹果的一体化模式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未来不会成为行业主流。苹果的模式将受到android开放模式的颠覆，而OS的围墙花园未来又会受到web开放模式的颠覆。这一点，是对当时业内企业纷纷上马OS项目说的。

　　2）进入数字与实体世界融合阶段，新的战略控制点不在于终端和应用之间的OS，而在于数字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互操作的界面。新的耦合界面将具有类似操作系统的性质，让各种跨界服务提供商可以基于这个界面生成业务，用户可基于这个界面跨界无缝体验

　　眨眼七年，或可问，产业分析到底准不准？可以负责任地说，不准！我当时在中移动总部，屁股多少影响脑袋，鼓吹4G为运营商带来的翻身良机，然并卵。上面我没好意思提这茬。这也是为啥我对5G鼓吹毫无感觉。

　　但多少摸到了未来一角。

　　尽管Web没有颠覆掉OS，但小程序生态的繁荣有这个趋势。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华为面临Android的封锁，除了开发替代品以继承原有应用生态之外，有没有可能采取类似的去OS策略？其实，这才是乔帮主遗志，iPhone1是没有appstore的，浏览器即平台。

　　对于那段“民族”OS层出不穷的历史不甚了了的读者，至少可能听过阿里yunOS，这个同样由王坚主推和坚守的项目，最终没能熬出如阿里云般的未来。倒是他现在主推的城市大脑，包括yunOS转型后做的一些2B项目，符合之前所谓的“数字与实体世界耦合”的预判。

　　这个预判语焉不详，但极具穿透力（类似算命）。当时特地强调了跨终端体验。智能家居/家庭的兴起，确实是过去五年手机市场最大的进化，只不过生态化的进展不那么如意，几条路线还在争夺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我说的那个界面是啥，仍然还需要探索。

　　当时的分析不是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其依据主要是破坏性创新理论。我曾痴迷于该理论，品读克氏的几本书，发出“有为者当如是”之谓叹。他对我的理论审美观影响深刻。克氏月前西去时，方值疫情深重，无心文字，今一并悼之。

　　尽管没有那么刻意，该理论实际上与公司边界问题紧密相关。

　　在HBR《滑向未来的利润源》一文，他写到：

　　理解这种模式（指破坏性创新）有助于回答...何时整合型公司更能发挥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哪些环境变化导致竞争优势转向专业型公司？哪些因素导致行业出现分化？而当分化开始发生，整合型公司应该如何决定哪些业务应分包？行业新军应朝哪个方向进军才能最大程度提升盈利能力？

　　他的逻辑是：无论何种产业结构，无论处于何种阶段，定位于“不够完善”的环节，控制了价值链中相互依赖的界面的企业获取最多的利润。因此，企业应牢牢把握这些环节，或努力占据这些环节。这个原则驱动了企业边界的决策，而破坏性创新理论帮助我们研判这些环节如何在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沿着产业链不断转换。

　　该理论实际上是一套把产业的变迁解构为需求轨道、技术轨道、商业轨道、价值轨道之间的互动的产业动力学（参我那篇万字文），而战略选择是在理解这一动态背景的前提下做出。这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者仅仅考虑到目前与企业发生交易的上下游企业，这就限制了考虑企业边界的眼光，难以前瞻。后者仅仅考虑当前交易的属性（交易频率、资产专有性、机会主义等），这就限制了该理论处理复杂形势的能力，难以全面。实际上，交易成本理论对公司边界问题的指导通常适用于成本导向、价格敏感、结构相对稳定的行业。

　　抛开理论细节，我欣赏的是理论结构。在建立理论因果链方面，克氏要比威翁清晰。清晰的因果链不代表总能带来正确的预测，而意味着你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哪个变量是预测难点所在，何种情景会导致该理论的预测失效。

　　很多时候，预测失败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洞察力在不确定面前不可逾越的局限。我们没法保证破坏性技术的性能一定以某种速度提升，使得在提升过程中不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最初该理论假设在位者会忽视信号，但随着该理论成为MBA必修，经理人在破坏性技术上升初期就可能采取行动，从而该理论的预测不再有效。

　　2、生态理论视角下的公司边界问题

　　在科斯和威廉姆森看来，公司的存在是因为在组织协作方面，公司所有权的机制有时比市场高效。由此引出其边界理论的两个观点。一是描述性地，公司边界是（is）什么，一是规范性地，（最优）公司边界应该是（should be）什么。

　　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前者的答案是，公司边界是法律所规定的所有权边界，后者的答案是，边界应设置在交易成本最低或称交易效率最高之处，通过对比同一项交易/活动在内部执行涉及的管理成本和在市场购买涉及的交易成本判断。

　　这种思路，一个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的缺陷是，它的分析单元是线性价值链上的一个双边交易关系，要么上游供应商，要么下游分销商。问题在于，数字化商业模式的关键特征是多个双边交易之间相互依赖和影响，不再是线性结构。

　　以平台商业模式为例，谁是平台的上游？谁是平台的下游？平台同时和卖家、买家存在交易契约，卖家和买家之间也存在。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前者是考虑重点，而后者不属于边界决策的考虑范畴，因为焦点企业不参与交易。

　　但偏偏后者影响前者的选择。也就是说，在企业边界外的交易影响着企业边界上的交易，进而影响到边界决策。这时，仅考虑单个交易不足以反映治理结构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因为一系列交易相互依赖；仅考虑该平台企业直接参与的交易也不足以反映上述影响，因为其不直接参与的交易影响直接交易。

　　平台在数字经济中无处不在。尤其是比消费互联网更复杂的产业互联网中，一个商业模式很有可能同时涉及多个平台的组合，这更加剧了交易相互依赖的复杂性。这时，仅仅着眼于企业边界上的交易显然已经不足以解释公司边界问题了。

　　于是，我们的着眼点需要从企业个体扩展到其生态。我把一个企业的生态定义为包含企业内部但超出所有权边界的影响力范畴。生态内的多种交易相互影响，交易成本要比纯粹的市场交易要低。生态主对生态成员的影响力要比纯粹的市场关系要强。

　　这隐含着另一种公司理论。

　　第一，公司存在是因为它能够组织生态来共同创造价值。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企业只知道以市场为媒介与各方交易，它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它无法利用社会资本（如信任）。同样，如果这家公司采取完全内化的方式创造价值，它将活的毫无想象力，最终无法创造价值。这里强调的创造价值，即创新，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导向所未能强调的。

　　第二，公司边界是该公司的影响力边界，即生态边界。这意味着把所有权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传统意义上所有权意味着控制力，但是数字经济允许生态主对不具备所有权的主体拥有部分的控制力，通过数据、标准、规则等；反倒在公司内部，如三台组织、阿米巴这些概念所表明的，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大幅市场化。所以，生态是一个内外打通的概念。

　　第三，不存在最优公司边界。由于外部环境恒动，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需要不断与外部交换能量。诸多业务生态实际上是公司生态延伸到不同利基环境的触角。所谓生态无边界扩张，与其说是贪婪和野望使然，毋宁说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需要四处汲取负熵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所谓持续发展，无非是活下来避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这只能在运动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