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58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16篇原创文章。
2021年7月，我发表了《赵建：通缩力量正在集聚，警惕中美货币政策再次错位》，可以说是提前一年半预警通缩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当时并没有引起业界和学界的注意。2023年3月，我又发表了《赵建：当前最大的挑战是通缩，但物价变化对中低收入群体很不友好》，提出当前要警醒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通缩的压力，并详细的介绍了在中国引发通缩的四种机制，分别是：需求收缩，债务通缩，预期转弱，财富缩水。之后，随着一季度和四、五月份宏观数据的发布，“通缩之辩”开始发酵。当然，现在中国经济总体呈现慢复苏态势，没有发生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但不得不承认通缩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2022年3月，我发表了《赵建：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抗疫需要进入“过渡阶段”》，认为当前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病毒由“致死率高、传染性相对小”的特征变异为“致死率低、传染性高”的特征。在敌人攻击特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改变过去的阵地战打法，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从核酸检测和方仓等转到发热门诊、退烧药、社区配置呼吸机等上面，为即将到来的闯关做好准备。当时也引起了一番争论，不乏激烈的反对声音。事实证明，中国最后在12月份还是实行了“转段”，完成了闯关，回归了正常的社会状态。
2023年3月，针对有学者提出的通过重启债务重启经济的说法，我相继发表了《赵建：重启经济的关键并非债务，而是信用》《赵建：中国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要重新激活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赵建：为什么“债务不能滥发”这种常识也有人反对？》等多篇讨论债务的文章，并且相继与两名学者在网上进行了公开辩论。到了5月份，中国的地方债务骤然紧张，相继有贵州、云南等地出现债务违约问题。这些事实都证明，过去地方政府长期吸食债务鸦片的后遗症已经显现，中国的确不能也无法继续再通过滥发债务来刺激增长和掩盖深层次问题。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很多基础性工作还没做好，但是债务水平已经接近甚至是达到某些发达国家水平，这是要引起注意的。一方面，庞大的债务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容易陷入债务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陷阱。另一方面，破产法等法律体系和不良资产重组的会计体系等还不完善，分散和对冲债务风险的金融工具也相对匮乏，在处置和消化债务方面可能会比较困难。这些都会影响债务周期的重启，从而制约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由于债务问题非常复杂，之后我又发表了《赵建：土地财政之后靠什么——答某县财政局局长的几个“灵魂拷问”》、《赵建：地方债务的“四本帐”与“三张表”》、《赵建：拯救地方债——成因、原则与方略》等建议类文章。
通过这三次辩论，我有下面三点感想：
第一，辩论的氛围比辩论本身更重要，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应该营造自由的辩论氛围。环境允许辩论，人们愿意辩论，这本身就是社会有活力，个人有主人翁精神的表现。在辩论中，有学者认为像债务这样的问题不该在社会上辩论，在决策层内部进行小范围的商量就可以了。做决策的时候或许是应该“谋可寡而不可众”，但是对于问题的讨论阶段还是要开放一些，让尽可能多的人理性发声，提供不同的信息和看法，否则很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做出错误的决策。中国式现代化讲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意味着对于一些重大问题，重大政策，还是要多听听社会大众的看法和意见，政策的出台要多与社会和市场沟通，才能保证政策和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
第二，在一个复杂系统和多元信息世界里，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辩论可以让问题和答案更加立体，更加接近真相，更加引发深度思考。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个人只能根据他自身的认知结构和信息数据做出判断。比如对于通缩问题，有的人静态的理解通缩概念，认为只要CPI不为负，没有出现所有商品价格的下跌，就不能称为通缩，至少形式上不能称为通缩。有些人则动态的理解，主要是看通缩的趋势，从二阶变化即增长率的增长率，实质性的去看待问题。比如PPI负增长已经长达半年，CPI篮子里大部分耐用品价格也在持续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CPI不为负，不构成严格概念或形式意义上的通缩，实质上已经存在通缩的压力。再比如说债务问题，正常的债务发行和滥发债务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有的学者没有到地方走走，也不了解地方债务发行背后的一些问题，只是坐在一线城市的办公室里，坐在象牙塔里，就去谈地方债务问题，肯定只能提供一个方面的认识。
另外，经济学再复杂，也要尊重常识，尊重理性。比如经济的真实增长还是要靠资产端，不能依靠负债端。通过负债拉动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除非能相应的形成收益率达到一定要求的资产，否则就不过是“庞氏骗局”。当然，在债务治理方面也不能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砍掉债务。就像戒毒，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方法，把人治死当然不是戒毒。对于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我的观点很明确，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果断采取措施止血。但治理债务的长期方法，还是靠发展，用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债务问题——在稳住债务的情况下，对经济休养生息，激发市场经济的内生活力，对过去的一些抑制性政策进行纠偏，为经济复苏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三，在将问题的技术层面抽丝剥茧之后，辩论最后辩的都是世界观、价值观。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债务和通缩，不同观点的背后实际上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比如对于疫情防控是清零还是免疫，对于债务是无限制发行还是严肃发行纪律，对于通缩是严格遵照形式的定义还是看到实质性现象，剔除技术性的讨论之后，其实都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是短期主义还是长期主义，是国家主义还是市场主义，是静态的看问题还是动态的看问题。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里，塑造了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然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那么辩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那就是谁也不会说服谁。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求同存异，然后让事实和时间来证明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