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篇：从商周的甲骨文到最新的全电发票，都经历了哪些变革（一）
时间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定物价水平，平衡财政收支，在这一特殊时期，人民政府启用了大量国民政府时期的财税人员，并按照旧制度运作。
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崔敬伯，在解放后被任命为财政部税务局副局长。他对新中国发票制度建设提出了纲领指导性意见，例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发票管理制度；发票需由税务局统一印刷、统一编号、加盖印戳，并规定领销手续。
宁缺组织部长，不缺税务局长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表示：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
为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稳定金融秩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水品，新中国开始重视税务制度建设，尤其重视发票在不同税种征收上的作用。
利用发票对商户账簿监督，反映商户真实经营状况，成为税收征管的主要思路。新中国发票与民国时期的印花纳税相比，治税功能范围进一步扩展，涉及营业税、货物税、所得税、印花税等多个税种。
发票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交易记录凭证，更成为了重要的征税工具。为此，在1950年12月19日公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中，将“建账建票”的监管思路写进法律条文。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票的格式主要是以书契式与表格式两种。其中，书契式主要是民国时期发票的一种延续，以及对固有商业习惯的尊重，但书契式仅在较短的时期内存在过。
随着经济活动越发频繁，复杂的交易行为对发票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需要的开票流程简便快捷，因此，精美但繁琐的书契式发票逐渐被淘汰，转而科学严谨且更加高效的表格式被大范围推广并应用。
“灰色”的20年，税收、发票作用丧失
1957年-1966年，是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时，国务院发布了《工商统一税条例实施细则》与《工商统一税条例》。将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货物税合并成为工商统一税，并对纳税办法进行了简化。
但此举也预示着发票作用再次被弱化。从1958年开始，大量税务机关被解散，税务人员数量相较上年减少了60%以上。
全国税收征管陷入停滞状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群众无法正常缴税的情况。发票治税的作用被遗忘，“已票控税”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成果付之一炬，反倒是凭证的作用被强调。
1966年-1976年，又是一个“特殊”时期。国有经济是市场绝对主体，私有制经济完全消失。税务系统被划归至财政系统内部，税收整体作用持续被弱化。
在“极左思潮”以及“税收无用论”的冲击下，大量税务机关被整体裁撤，税务人员被下放。税收法纪松弛，税收制度一简再简，整体税收规章制度被严重破坏。税收作为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解分配的职能完全丧失。
在1957至1978这20年中，政治路线高于一切的环境内，税收长期被视为投机倒把乃至阶级斗争的工具，发票更是丧失了治税功能。
发票作用被重拾，但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1978年，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经济启动重启按钮。从中央到地方，税务机构得到恢复，整体税收管理工作得到明显加强。
但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由于20年的“真空期”，税务人员严重短缺，大多数基层税务工作者兼顾多家企业征管。在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辅助情况下，全靠税务人员的个人业务能力。
也是由于此前税务机关被破坏的过于严重，在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初期，税务征管不足的能力暴露无遗。由于存在20年的税务征收断档，税务机关无法对个体商户精细查账缴税，只能以粗放式的“定期定额”方式征收。
1986年，财政部印发了《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个体工商业户帐簿管理的规定》，重新强调了发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重要性，明确了个体工商户建账建票的要求。
同时，《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发票内容种类、印刷格式、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发票应作为经济活动中唯一合法的报销凭证。此举，预示着我国发票及税务管理进入了下一个刷时代阶段。
发票的作用被重新“唤醒”，在推动市场经济复苏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黑色角落”，尤其是虚假发票行为。
1991年和1992年，全国税务机关共查处虚假发票384 .54万份和253.12万份。此前，关于虚假发票的处罚并没有法律依据，1992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表示：非法印制的发票，由税务机关销毁。对于非法印制发票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对于发票的管理约束制度逐渐完善，但发票犯罪行为并没有减少。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取消了产品税并开始征收增值税，有关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税务机关与不法行为展开了“猫捉老鼠”游戏，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我们熟悉的“金税工程”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